编者按:朱敏是共和国第一元帅朱德之女，她自幼随外婆和姨妈在成都长大。14岁时她被接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了父亲朱德。为让她学习专业知识，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专业人才，父亲同意送她到苏联的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谁知她到苏联不久，德国就悍然入侵苏联，她也不幸落入敌手，最后被关进了德国的集中营。元帅之女朱敏在集中营里经受了何种磨难、是如何勇敢地生存，又是如何走出地狱般的法西斯集中营？请阅读本报摘录的朱敏所著《我的父亲朱德》里的有关章节。因篇幅较长，此文将分三次连载。

分别怎知前路未卜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向莫斯科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革命烈士和革命者的后代，这些孩子虽然躲过了中国战场上的炮火袭击和血腥屠杀，但在苏联却经历了四年卫国战争，同苏联人民一道经历了困难时期，经受战争的考验。

1941年1月30日，一架苏联轰炸机要返回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爹爹和康克清妈妈要送我到延安机场。我们坐上汽车，看见和我（当时14岁半）差不多大的两个男孩已经坐在车子里了，我想他们可能是爹爹说的烈士之子王继飞（王一飞之子）和罗西北（罗亦农之子）。他们也和我一样，1938年由周恩来伯伯通过地下党找到的。我们到机场后，毛泽东伯伯带着4岁的娇娇（娇娇即李敏，娇娇的生母贺子珍在苏联）已经先来了。

分别的时候我流泪了，可是我想爹爹脸上一定和以往一样平静，即使面对感情波澜，他也不改这特有的表情。只是爹爹不知道，不久，女儿的命运将被战争抛进地狱之门，沦为法西斯集中营的小囚徒。如果爹爹知道以后将会发生的事情，还能送女儿去那个遥远的国度吗？爹爹是一定会改变主意，把我留在身边的。

新的名字新的生活

当时莫斯科有两个国际儿童院，一个是伊万诺夫国际第一儿童院，另一个是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我到达莫斯科后，被分配在第一儿童院。这个儿童院是苏联最大的国际儿童院，集中了四十多个国家的孩子。中国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林彪的长女、瞿秋白的独女、刘少奇的女儿等，许多革命领导人的子女都在这个第二故乡度过了难忘的“二战”岁月。

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许多人都有苏联名字，我离开延安时，爹爹也为我起了个化名———赤英。爹爹说用化名一是不会暴露身份；二是“赤”和“朱”都是红色的意思———红色英雄，这也是爹爹对我的希望。我一到莫斯科就再没有使用朱敏这个名字，而开始了“赤英”的经历。

战争爆发落入敌手

很快，我到莫斯科4个月了，学习有了很大进展，可是进入6月夏季的莫斯科，天气依然很寒冷。我小时候有哮喘的病根，在寒冷潮湿的莫斯科又发作了，整天整夜地咳嗽。儿童院的老师请了许多医生来为我看病，药也吃了不少，病情却不见好转。最后他们决定送我去白俄罗斯明斯克城郊的夏令营疗养。与我同去的还有第二国际儿童院的一对捷克姐妹———弗拉斯塔和米拉，她们是捷克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日瓦沃的女儿。

明斯克距离莫斯科有500多公里，汽车在路上走了两天，6月21日傍晚才抵达我们疗养的集体农庄。我们来南方疗养的孩子大都是身体有病，或者是体质差。经过两天长途颠簸，个个都疲乏极了，谁也顾不上欣赏新“家园”是个什么模样，吃完晚饭就陷进松软的床上，呼噜大睡……

睡眠中的我们谁也不会料想到这一夜将会成为历史上永远铭刻的日子。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过后，德国的飞机、大炮、坦克和他们密密麻麻的步兵跨过了苏联南部的国界。苏德两国首脑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此时化为法西斯手中一张分文不值的纸片。

可是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切。早晨醒来，我们听见小鸟在房前枝头上的叫声，也听见隔壁人家的牛叫鸡啼声，一切显得那样宁静和安详。早饭后，我们在老师带领下，来到村庄外的草地上玩耍。

正当我们玩得好不开心时，突然，觉得大地有点颤抖，天空传来嗡嗡的低鸣声。我们停止欢笑，四下寻找这个怪声音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我们抬头看天空，看见蓝色天幕上有一个个黑色飞行物缓缓移动……我眼前猛然闪现一个情景，这个情景我多次在国内看见过，那是日本鬼子轰炸机轰炸城市的情景……

我恐惧地大叫起来：“飞机！”

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孩子也高兴地喊：“对！是飞机，好多好多飞机啊！”

“战争，是战争！”我无法解释更多，用最简单的词语告诉大家。

“战争？”大家不相信地看着我……我正想解释这是轰炸机，远处已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我们在飞机呼啸声中，跑回四处冒烟的村庄，我们的夏令营顷刻不复存在。我们21名多国孩子顷刻沦陷在战争的火海中。我们惟一的老师———安娜，在大火中不停地鼓励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不要怕，我们一定能回莫斯科的。你们要管好年纪小的孩子，把行李都拿出来。我去寻找汽车，我们要想办法回去，记住，我们一定能回去！”

可是，我们的安娜老师没有能为我们找到一辆回莫斯科的汽车。第二天，德军占领了我们居住的农庄，我们都被抓了起来。

安娜老师，这位当时只有20岁的姑娘，像老母鸡那样紧紧护着我们。因为她知道我们中间有犹太血统的孩子，有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孩子。她反复嘱咐大家，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互相之间也不能出卖。她挨个抚摩我们的脸颊，用眼神鼓励我们不要怕。但她自己的脸色都变了，褐色的大眼睛里汪着泪。如果我们中间哪一个孩子暴露身份，这个孩子的性命就肯定难保了，我们面前站着的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她能不担心不害怕吗？

大概危难之中，人有一种本能的保护意识。我们谁都将自己的假身世背得滚瓜烂熟，即使才编出来的，一到德国鬼子面前，都说得很真切，编得连自己都相信那是真实的身世。我们19个孩子都通过了德国鬼子的盘查，可是，有两个不幸的犹太女孩被德国鬼子残忍地活埋了。

德国鬼子干完他们的杀人工作，把我们赶进附近的一个孤儿院里，集体看押起来。

德军末路疯狂掠夺

从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15分起，苏联军队承受了史无前例的猛烈攻击。战争刚开始的前三个月，苏联红军在纳粹德军的强大攻势中，节节败退，到了9月份，丧失的国土面积已经超过一个法国的面积。

苏联人民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强大的民族仇恨和山河破碎的耻辱令所有反抗者更加坚强。原来长驱直入，想在冬季前占领莫斯科取暖的纳粹德军，被苏联红军顽强的防御战困阻在莫斯科城外。战争在急剧变化中越加有利于苏联一方。

远在德国的希特勒，掉转头来，把眼睛盯住了苏联南部，伏尔加河下游的斯大林格勒城，把精锐部队推向苏联的西南边疆。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随着战争的扩大，送到孤儿院的孩子越来越多，死亡的也越来越多。我之所以以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育专业，大概就是在孤儿院里目睹孩子孤立无援的悲惨景况太多，希望从事教育工作多给孩子一些关心和爱护（编者注1953年，朱敏从莫斯科列宁教育学院毕业，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还没有结束，纳粹德军就好像预料到他们失败的命运，开始疯狂地掠夺苏联南部的财富，包括人力资源。德军将青壮年押往波兰和德国的集中营，从事苦力劳动，为德国创造财富。我们孤儿院也在劫难逃，凡是14周岁以上的孩子统统列上了苦力的名单。

坚持活着才有希望1943年春天，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曙光普照苏联大地的时候，我和弗拉斯塔姐妹还有另外三个女孩被纳粹德军押上了西去的列车。

我们好像被驱赶的牲口，拼命往闷罐车里塞，直到一个紧紧贴着一个，直到每一个人都不能躺下身体，才“轰隆”拉上大铁门。几百个男男女女，开始了像猪一样的生活。不到一天，车厢里就臭不可闻了，开始有人呻吟，有人哭泣，有人呕吐。我当时身体很不好，被恶劣的空气熏得不断咳嗽，没有两天，我开始发烧，迷迷糊糊中，我觉得有人不停地往我嘴里喂水，往我额头上敷冷毛巾。我费力睁开眼睛，看见是一个身穿破烂不堪的军装的红军叔叔在给我喂水。他看见我睁开眼睛，就说：“你刚才昏迷过去了，把你的同伴们吓坏了，抱着你大哭，要把你哭醒。我说姑娘们，眼泪不能感动死神，只有想办法让你们的中国姑娘降温，才能救她。正好我这里还有退烧药，现在你暂时没事了，不过还要继续冷敷。你的同伴把他们分的饮水全拿出来给你冷敷了，一天没喝水了。你这条命是大家帮你从魔鬼手里夺回来的。她们说你是中国孩子，要是死了，连墓地都没有，以后你的父母找都找不着你的……骨头。所以，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像牲口那样，也要活下去，活着就是胜利！”

一个星期的漫长行程终于要结束了。火车到达了东普鲁士境内，我们提着自己的东西，下了火车。

尽管我活着，可是离我的国家越来越远……

活着就是胜利！我想起了红军叔叔的话，我说什么也要活下去，就是走到地球的尽头、地狱的最底层，我也要活下去。只有活着，才有希望！（上）（《我的父亲朱德》朱敏／著顾保孜／执笔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 2002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