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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汉语、英语鹿死谁手
汉语、英语鹿死谁手
中国人心里有这样一种成见;认为汉语迟早要被英语所淘汰。
记得有一次,大概是胡野碧在辩论时干脆把它清楚地说了出来。前几天‘世纪大讲堂’请了一位学者李锐也认为全球化的结果是让英语统治世界。只有阮次山在一次‘大时代,小故事’中谈到汉语的思维速度比英语快。但是,他又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由于汉语使用了‘声’使得汉语的思维速度比英语快,那么,由于广东话中的声比普通话多,是不是广东话的思维速度比普通话更快呢?
我的回答是,广东话虽然使用的声调多于普通话,但是,广东话有两个缺点,第一、它的文字规划得不好,文字表达欠佳,且有闭音节的声音存在。第二、它的声音利用率不高,普通话有21个声母、35个韵母和四声,连乘的结果是2900个声音,但是能够被利用的是2500个,而真正被用到普通话中的仅1200个。广东话有九声,即使它的声母和韵母与普通话一样多,那么它实际使用的声音也应该是普通话的两倍多才对,但是,广东话中实际使用的声音仅有1500个,与普通话相差不多,而它的利用率比普通话小了几乎一倍。利用率小,就说明难学。因为同样的一个声母或韵母,每次的使用实际上也是一种练习的过程,利用率高的声母或韵母必然容易记忆、容易掌握。
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凡是常用的语言元素,包括声母、韵母、汉字和单词等到,越是经常使用的越容易掌握。语言的好坏其实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是不是能够用很少的记忆来掌握,第二、是不是能够在有生之年掌握到比其他人更多的知识?用一句极限的话来讲应该是:最好的语言是不学而知,但是所掌握的知识又最多的语言,或者说,学少而知多的语言。
下面要说一下,为什么声音种类越多,思维速度就越快。
这个问题,去年我在‘北大中文’论坛讨论了一个月才使大家弄清楚,在这里我希望尽量说得简单。假设有一个仅会发两种声音的人,具体地讲,他就会发A和B两个音。根据电脑的理论,我们知道,他用这两个符号依然可以表达整个世界。再假设,世界上仅有400种事物需要表达,那么,一个英国人可以用每一个发音来表达400种事物中的一件,而仅会发两个声音的人,有时就不得不用九个发音来表达400种事物中的一件,因为二的九次方才大于400。比如,英国人用‘I’代表‘我’而仅会两个声音的人可能要用ABBABABBA代表‘我’这个概念。一般人每发一个声音大约需要消耗四分之一秒的时间。比较两者就会看出,仅会两个声音的人,不但表达得慢,而且还费力气。在表达‘我’这个概念的时候,英国人使用四分之一秒的时间,而仅会两个声音的人使用了二又四分之一秒。如果两个人总以这样的比例生活一辈子,他们一生中所享受到的所有信息将是它的反比9:1。
实际的情况中,最明显的是日语与汉语的对照,我们知道,日语使用了100种不同的声音,而汉语使用了1200种声音,因此很多汉字让日本人一念就必须用两个或者三个声音来表达。我们假设日语中所有的字都用两个声音来表达,那么岂不是说,日本人一生所能够享受到的信息仅仅是中国人的一半吗?我曾经思考过,这是不是与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思想家有关。我们知道,思维实际上是一种心里说的过程,如果在说话时表达得快,那么,思维的速度也应该跟着快。具体的例子是赵元任曾经比较用英语和汉语背诵乘法口诀的速度,汉语使用了30秒,而英语使用了45秒。因此,如果两个人同时用英语和汉语来背诵的话,到了30秒的时候,汉语使用者一定想到了九九八十一,而英语使用者则一定到不了这里,说不定,他想到的仅仅是七七四十九。这就证明了使用发音种类多的语言比使用发音种类少的语言思维速度快。这一点曾经被国、内外许多学者所证实。至于思维速度快是否就代表聪明这个问题是被很多学者所承认的。
汉语的组义部分不能够和英语组义部分相比较的。我的证据是解释一个历史上的‘谜’。古希腊人为什么比其他人更聪明?因为希腊的文化来自古菲尼基人,我们知道菲尼基人发明了人类的拼音字母,就声音的分解来说,这是一大进步,就思维速度来说,它是一大倒退。因为,为了筛选容易区分的声音元素,菲尼基人仅仅使用了22个辅音,这样,它的表达速度当然比现在任何语言都慢,而希腊人则采用了元音,我们知道元音与辅音结合以后,声音种类等于增加了好几倍。事实上,菲尼基人的声音中也有元音,否则他们是发不出来的。所谓的22个辅音是说他们仅承认这22个辅音为信息栽体,也就是,ma、me、mu、mai、muo在他们的耳朵里与一个M没有任何区别。就像me的四种声调对于英国人来讲没有任何区别一样。由于声音种类的突然增加使得希腊人的思维突飞猛进,造成了后来的现象。论坛上曾经有人问汉语的声音种类依然多于英语,为什么没有英国先进。我的回答是,当声音种类突然增加的时候就有新思想出现,反之,当声音种类减少时,思想就趋于保守,而元朝以后,中国的声音中失掉了一个‘入’声,中国的衰弱正巧从那时开始。最后,在讨论尼安德特人的时候,人们也发现,使用声音种类少的人种会被历史淘汰。
我之所以认为汉语必定战胜英语的根据还不在这里,关键是要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知识爆炸问题。我们知道,目前的英语单词包括各种生物名称及专利发明的新术语已经超过了数百万,如果考虑到英语中有一些可以推导和联想的成份;比如前、后缀和复合词等,它所需要记忆的基本单词也有一百万个。而所有这些单词在汉语中都可以用四千个汉字来表达。根本的原因还是英语的发音种类不够。
比如pork这个词,在英语中代表猪肉,它和猪pig、肉meat没有任何关系而仅仅代表它们的一个联合体而已,如果把猪肉pork、羊肉mutton、牛肉beef、猪油lard、羊油suet和牛油talon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话就发现,英语中所有的联体词都是一个与其中任何一个分解词毫无关联的新符号,而它们却构成了英语词汇的主体,英语中几百万的单词就是这样来的。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如果将pork改成pig和meat连在一起的形式,那么就要发音四次而pork仅仅发音两次;所以联体的词能够节省发音却要增加记忆,而分体的词,无需记忆可是却增加了发音次数。设想,一位屠夫,每天要用到‘猪肉’这个词上千次,使用两次发音的单词要比使用四次发音的词节省两千次发音,何乐不为?但是遇到不常用的词的时候,英语还是和汉语一样,使用分解的词,比如驴肉就用donkey meat来表达。因为不常用的词,即使设立了符号形式,别人也记不住。汉语能够将英语中联体词汇分解的功能,非常有用,它使所需要记忆的词汇大大地减少;不仅如此,它还能够将词汇在人们头脑中的位置整理得清清楚楚。达尔文主义的诞生就是建立在林奈的双名法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方法使得各种印象在脑子中由原来的平面,变成立体的。比如,在林奈以前,人们给所有的生物一个名字,结果,由于种类太多,同一种生物可能有两种名字,而另外的生物,可能没有名字。林奈则将所有的生物先分类,并且给出一个类名,然后在类名的下面放一个词,两者组成双名法的名字。这样不但清晰,而且大大的减少了需要记忆的符号;比如原来有一万个名字,现在分成一百个类,又在每类中分成一百种,我们所需要记忆的仅仅是一百个类名和一百个种名,共二百个,而不是原来的一万个。随着知识爆炸的问题逐渐恶化,人类就有必要将其他的术语也仿照这个方法改造,而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汉语的结构进行改革。而原因还是在于发音种类的数量。
刚才看了各位的帖子。主要的不同意见是:
第一、汉语的组义部分不能够和英语的组义方法相比较。
这种观点在数月前,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我感觉,这种观点的产生,依然没有摆脱莱布尼兹对于组义语言的观点;或者说,把语言的基本单位定义为一个个的意思,其实,每个符号要表达的意思是经常变化的。但是无论怎样变化,符号的数量是无法自欺欺人的。换句话说,没有足够的符号,你表达起来就必须事先有约定和默契,这种约定和默契都需要记忆,都要占用大脑的储存和占用学习时间。汉语的确在初学的时候非常困难,比英语困难得多。但是,汉语是越学越容易,英语是越学越难。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诸位可以请教周围能够遇到的英国人,英语的‘二十三边形’怎么说?我保证十个人中有九个说不出来。但是,你问一个中国的小学生,他会毫不由于地告诉你怎样用汉语表达。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是各种‘表格’的记忆,比如元素周期表,中国的学校中要求学生背下来,因为知道了它,就能够知道各种元素的原子量和电子、质子的个数,以及属于碱性还是酸性。用汉语来记忆非常方便,用英语记忆几乎是不可能。比如‘氢’用一个声音就记住了,而hydrogen用了三到四个声音,如果这样记忆的话。英国人比中国人困难了好几倍。除此以外,凡是在常温下是气体的元素都有气字头,金属有金字旁。这和中国人发明这类汉字晚有关系。而英语的界限就非常模糊。
最后,关于以贫富来划分语言的说法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但是由于世界上个种语言的经济实力总在变化,所以它不会成为语言统一的标准。另外,昨天忘了说的一件事是,李锐先生依然认为:由于大多数国家使用拼音文字,所以,将来的世界语言必须使用拼音文字。这话正好说反了。大概仅有语言统一的问题上绝对不能够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服从少数。拼音世界目前有上百种语言,其实都是从古代几种语言中分裂出来的。原因是形随音走,当某地方言改变的时候,那么字形也要改变。这种现象在英国,澳洲和美国的各种英语中已经开始显现出来。所以,即使我们将英语定为世界语言,早晚它还要分裂,多此一举。所以,一个世界语言必定是音、形脱钩的语言。
对汉字的重新解析
长期以来西方治学家从他们的文化的背景出发,认为汉字是落后的象形文字,应该逐步向拼音文字靠拢。从西方留学归来的中国语言学家也认可了这种看法。安子介先生不愿认同:“如果英文二十六个字母能解决问题,美国就没有文盲了。”他运用自己对世界多种语文的认识,写出了《劈文切字集》、《解开中国文字之谜》等中文、英文著作,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过去的语言学因袭西方式的体系,可是中文没有词尾,没有复数,名词没有性、数、格变化,动词没有人称变化,词类也不确定,很难用西方的理论加以规范。安子介提出汉字记录的不是固定的语音,而是观念。日月目雨这些字是以形表义,不记录语言。方言众多,汉字始终没有改变“书同文”的状态。因此他说,汉字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
安子介分析了汉字的结构和优点。音形义三个要素,形是非常重要的。不同于西方文字。“形”容易记住,意义集中在字形里面。汉字有很多意义联想的组成部分,不仅有趣,也便于记忆,安,屋顶之下,一个“女”。表现女性柔弱,不宜在外,“宜室宜家”,才是安全的。家,屋顶之下,豕表示猪,代表牲畜,说明农业社会里一个家庭必须有一定的家畜。女和母在古代的甲骨文中这两个字基本形状是一样的:母字比女字多了两个点。表示乳房,象征着同是女性,不同在于生养和哺育孩子。愁字表示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秋天里人们为过冬而发愁。这些汉字一以分析之后,往往很难忘怀。他说,“汉字的秘密完全在小篆的学形中,只要将汉字放在一个文明曙光初露的农业社会中去加以理解,就可以豁然而通。”他把五千八百八十八个汉字作了分类,进行深入分析解释。从历史背景出发,通过观念化、哲学化的途径发现,这些解释不仅可以理解,还可以看出文明的积累、构思的巧妙、观念的丰富和形象的生动。他的分析解释,既尊重前人的合理假说,也不排除“望文生义”的“杜撰”。根本目的是方便学习汉字的人去理解和记忆
汉字落后还是先进?
汉语是先进的语言。信息学有个重要的原理指出,“如果发出许多信息,有一部分信息是重复的;那么这一部分被重复信息的信息量等于零”。德文和一些欧洲语文还有许多原始语言的残留痕迹。也就是说,发出重复信息。汉语已经充分发育,成熟度高,重复信息较少,精练简洁。Ich bin lehrer.我是教师。Ich,已经说过“我”,不必再重复,而bin的意义又强调“(我)是”。三本书,drei Bucher既然说了三本,再强调书的复数,就是重复,就是发出无效信息,就是浪费资源。“的”字的抽象概括的产物,英文of也比较进步,德文dex xxs, der和dessen以及其他性数格重复变化,都属于比较原始的语言表达手段。从信息学的我度来分析,西方的语文才是比较落后的、没有完全成熟的语文。(汉语也部分重复信息,例如量词。)
弹琴实堪养性,未易执求此欢。以琴必正襟危坐而弹也。故喜弹不若喜听。
人弹和缓之音而我为之吉,人弹噍杀之音而我不必为之凶,则是长为吉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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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楼
续:
汉字与脑外科实验
很有意思的是,上海华山医院脑外科医生划助安先生的理论开展实验证明,汉字用脑与拼音文字用脑在部位上有所不同。人们常说:逻辑左脑,艺文右脑。上海的医师发现,失误症患者听不懂语言信息,却还能理解汉字传达的图文信息。发出口头命令,患者不懂,出示汉字命令,患者却懂。这个结果告诉我们,运用和领会汉字是左右脑同时并用。而拼音文字,往往只运用了左脑。也就是说,汉字对于中国儿童的智力开发具有重要作用。不必照搬西方儿童教育上的“开发右脑活动”。日本教育家石井勋的实验也证明,汉字比片假名在表现思想的正确性高,传达速度快。假名或罗马字在阅读上耗费时间。汉字则一目了然。
汉字简化是历史性的大错
安子介理论推翻了文字是语音的记录符号这个西方长期以来的定论,指出了文字,尤其是汉字是文化信息符号的论点。
在横向上,操不同方言的中国人,甚至日本人、韩国人都借助汉字传递信息,而与语音很少发生联系。在纵向上,历史上的汉字的含义延续至今,保存的是意义信息,而语音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对意义传递影响不大。虽然安先生的书没有说出对简化汉字的批评,(他具有全国政协高级领导人的身份),国内支持他的学者也仅仅含而不露地提出“识繁认简”的主张。但是阅读过安子介理论的读者,自然很容易得出结论:安子介理论根本动摇了简化政策的基础。汉字是东方的拉丁文。过去中等知识水平的中国人就可以直接阅读古典文献。汉字简化造成了断层。一九九五年一批学者教授上书全国人大,联名提议兴办专门不校,培养专业青少年从事古典研究。表明中国人民与古典文化的纽带已受到严重损伤。
简化汉字无助于扫盲
简化汉字首先是阶级斗争理论的产物:“汉字太繁,简化有助于劳动人民学文化。”台湾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几十年分治,客观上为中国语文政策设置了比较研究的实验分组。台湾五十年代起注重教育,保证教育经费,扶助平民子弟入学,而不是减少汉字笔划,终于为嗣后的经济起飞准备了人才基础。台湾到七十年代已经扫除文盲。
香港长期以来素有“文化沙漠”之称。迟至一九七四年才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度。所以早年离港“闯荡”欧洲的华侨教育程度普遍低下。香港经济逐年兴旺,港府推行义务教育之后,文化沙漠景观逐渐淡出,八十年代科学人文活动日益增色。香港的中文教育基本上仍以繁体为正体,但普及教育速度不慢。文化城市的姿色已初露端倪。
中国大陆实行简化四十年,至一九八○年才停止产行所谓的“阶级战线”,即工农、干部子弟优先和限制黑五类子弟接受教育的政策,然而文盲人口仍高达近两亿。半文盲难以统计。其中大部分仍是工人农民。简化汉字无助于教育普及,已经可见分晓。实际上,关键在于国家的教育投资和社会的安定程度。简化政策不仅没有推助教育,“同音归并”反而增加了社会语文的严重混乱。
简化汉字无助于电脑化
简化汉字原是为了简便求快。简繁阅读速度无异,只是笔写稍微简单一点,可是中国民间早已流行约定俗成的行书字体,实在说不上是简化之功。决定性的结论更在电脑输入成功以后,实践证明繁简输入一样快。不论是中国大陆的拼音输入,还是安子介数字输入,或是台湾的注音字母,以及北京的五笔字型和台湾的仓颉码,都可能达到不亚于英文输入的速度。输入简体信号也可以显示、打印出繁体,键盘命令可以立刻转移简繁。简繁两体反而增加了输入的错字率,出现了世界上几乎任何国家都不存在的两种体系的转换错字麻烦,海外中文杂志,凡是使用中文国标码输入再按繁体排印的,都有一套共通的“电脑错字组合”,令人啼笑皆非。
中国是靠文字统一的国家,简化政策造成了中华民族在“同书同文”两千多年后实际上的不尽同文,简化字成了中国统一道路上的人为障碍。
短期来说,《简化字总表》减少了汉字,从历史文化的长远观点来看,反而增加了大量汉字(简化字)。每个图书馆都必须设置两套检索系统,连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也不能例外。人力物力的耗费是无法统计的。
偶像及其助手的历史责任
偶像×××决定方向,他的助手×××主持这项工作,已是历史的铁案。当代以后,中国(大陆)人普遍不再能直接阅读历史上一脉相承的汉字文献。中国的历史文化好象被偶像×××砍了一刀。从此出现了一道断痕。几百年后,中国的历史文化将会划分成“今文”(简体)和“古文”(繁体)两大阶段。分水岭就是所谓“文字革命”时代。
偶像×××诛杀功臣,迫害作家、艺术家、学者,焚书毁庙之类的政绩可能会被人们逐渐淡忘一些,因为这些言行跟历史上的统治者仍多类似,屡见不鲜。可是草莽愚鲁斫伤中国文化血脉的罪愆却将随着文化历史的延续愈显照著。对于民族整体而言,文化的毁伤当然比杀戮的血债更多痛楚,更多遗恨。
汉字能够恢复繁体系统吗?
简化错了。能否恢复繁体旧制呢,很遗憾,几乎不可能。当今出身中国大陆的青少年,非经特别训练,一般很难阅读繁体字书刊。能正确分辩简繁,并正确书写繁体的青年更是凤毛麟角。全国两千多个县(市),每个县要寻找一、两位五十岁以下、能规范地书写繁体的知识分子充任培训教师已是难于上于天的事情。全国文盲这么多,如果要恢复旧制,全国大部人中小学教师岂不又成了半文盲?国家靠谁去普及文化教育?能用简体字扫除文盲就是国家民族的幸事了。象英国这样的蕞尔小国,改英制度量衡为公制,所用的投资已近乎天文数字。中国地大人多,又是更改全部文字系统(而非只改衡局部),试想,所有图书馆、印刷出版系统、国家档案、人民身份证件、教科书、辞典、货币……都要改旧换新,耗费更非今天的国力所堪承担。而时间越久,恢复旧制就越显得渺茫。
目前能够注意的是,希望在一九九七年之后,香港的中文教育保持繁体字体系,所幸核查《香港基本法》发现,并没有规定必须按中国大陆制度改变教学体系,甚至连教学语言也未作具体规定(其实应该规定包括普通话)。台湾则更没有必要跟随中国大陆在简化汉字的道路上亦步亦趋。汉语并音比较成熟,而且已经跨出国门,获得广泛承认。是否与中国大陆统一,可以讨论实行。港台的汉字则不宜再搞极左,强行改为简体。好歹为延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遗泽留下这两块硕果仅存的汉字净土。港台的人民出门可以免受错字乱飞斯文扫地之苦,入户可以直接阅读古代典籍,仰承历朝诗文鼻息,将是未来港台知识界的极大方便与福份 .
汉字文化圈
虽然安子介理论的拥护者与国务院语文工作委员会领导人之间的辩论仍然激烈,废止汉字论已经破产。安子介理论对于重建自身的语言文字体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也不必夸大汉字的优越和成熟,认为世界到处都有汉语热。汉字不必自惭形秽,也不必夜郎自大。
日本长期借用汉字,并根据汉字编创了自己的假名文字。汉字在日文中仍然发挥着词义简明准确的作用。但是日本人现在越来越习惯使用假名文字,而尽量避免使用汉字。中日两国文字似乎正在渐行渐远。
朝鲜文字是根据汉字书法笔意编创的拼音文字。北朝鲜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以后,很快就禁止在公共文字中使用汉字。韩国也限制使用汉字。但是汉字在字典释词和辩正字义方面仍是重要的文字工具。中韩关系近年来急速进展,韩国出现汉语热(学习简体字)。一些韩国学者呼吁希望继续延续在韩国国民教育中已日渐式微的汉字基础教学(学习繁体字),正说明汉字基础教育还有待加强。
越南曾长期使用汉字,并根据汉字结构编创了越南字“字喃”。本世纪初越南接受法国殖民者创制拼音文字,废除了方块字。目前确有越南学者发出悔恨的浩叹,越南人非经训练根本无法接近自己的历史文献。但估计这仍然仅仅是限于学术圈内的叹息而已。
目前安子介的理论国内开始认识和宣传,在亚洲汉字文化圈内部有些震动,在西方仍然没有什么影响。汉字本身存在着比较难写的阻碍,而且人们常常猜想得出它的大意,却不“敢”读出它的声音来。汉字结构以拼音字母复杂,入门的确较为困难,也是客观的事实。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若干年后,汉语走出国界。在汉字文化圈内更多一些被使用,是可能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国的语言仍然远远无法与英文法文作为国际的通用语言相抗衡。这种状态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持续下去。西方对于汉语汉字历来都只有时起时伏的好奇,从来也没有像对待英语法语那样广泛地“热”(即普及学习)过。
在对华侨子女、外国人的中文教学中,我们不妨借用安子介理论,仔细探究每个汉字的结构和组成,多给学生提供信息,提高识字速度,减轻同学学习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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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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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雪汉字百年冤案》
汉语落后论的历史
汉语落后论的简史要追述到九十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很多人至今对于这段历史的讨论心有余悸,当时的学者钱玄同力主废除汉字,胡适、陈独秀等也在不同程度上支撑了这种观点。所谓新文化运动,从某个角度来看,实际上是全面西化运动。与汉字相同命运的还有中医、武术、民乐和京剧。但是,到了三十年代,由于梅兰芳到美国演出的成功,京剧已经被翻案。到了五十年代,由于中国大陆的西医数量不足,而当时真正起到作用的是中医,所以中医也得到了平反。随着金镛的小说和李小龙的表演,武术的地位也有了重大改善。维独汉字,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实际上是从政治上主张汉字拼音化的,有些人甚至由于与这种观点唱反调而遭殃。到了八十年代,从还外归国的袁晓园,自己投资为汉语平反,当时她联合了国内的徐德江等人进行这项工作,开始的时候还得到舆论的支撑,但是后来在国内苏培成、伍铁平对于他们的观点进行了大量的攻击。至今在某些媒体上还能够看到攻击徐德江的文章。结果是袁、徐二人被驱除出中国‘正统’的语言学圈子,而苏、伍二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衣钵,坐上了中国语言学‘正统’交椅,至今影响着语言学方面的各种事物。在国外,八十年代初,有一位据说是新西兰的教授--孔宪中先生,在香港的一份语言学杂志上连续刊登了系列文章‘骂诅宗’。由于文章适应了当时的‘逢中必反’的思潮,于是引起了轰动。我曾经在网上寻找此人希望和他辩论,可是新西兰这所大学中根本找不到这位孔先生。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学术界由于无法建立自己的、比较客观的评审体系。于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一切评审工作由西方人来负责;换句话说,非要有外国的博士头衔才能够心安理得地在中国大学当教授。而且,各项评审制度中,英语是放在第一位的。这样一来,等于将所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过滤掉了。比如说,将汉、英语言比较的时候,汉语的特点就是方块字和,‘声调’,你就是将世界上所有的英语文献倒背如流也不会明白什么是‘声调’?什么是方块字的特征。西方任何一所院校都不会有人研究这个问题的,而研究这个问题的祖师爷们正在忙着将汉字改成拼音文字。
所以,我认为,汉字的落后名声实际上是由于语言政策的不透明造成的恶果。一个中国人到了外国,当人家看不起你的语言的时候,谁也不要埋怨,而应该回头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对此也要负责任。事实上,我接触过的,网上的大多数国外的语言学学者(大约有数百人)对于汉语的看法比中国人公正得多。
语言帝国主义
学术界认为,语言帝国主义是指:由于在人类生活的高级范畴,例如,教育,司法,行政等等必须使用某种宗主国的语言,因而使得该地区原有的语言只能表达人类生活的低级或者原始的方面。结果,使得即使是该地区的精英分子也丧失信心,认为,只有学好宗主国语言后才能够得到较好的生活。应该指出,对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来说,这种语言帝国主义已经算是比较文明了。在他们对于落后国家奴役的最初年代,他们认为,语言是维系奴隶主和努力之间的一条无形的锁链。奴隶主教授奴隶宗主国的语言,而奴隶则理应为奴隶主服务。
目前,大多数国家,为了这个目的都在为输出自己的语言大量投资。美国可以说是最大的投资国,接下来是日本,沙特阿拉伯等等。可能在这上面投资最少的是中国。中国从理论上对于向世界推广汉语就‘底气不足’,很难想象,一个准备将自己语言变成拼音文字的国家,会不遗余力地推广自己的方块字。
语言问题,本来就十分棘手,甚至遇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的时候,后者也变得黯然失色。‘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最先提出的口号。1789年以前,当法国资产阶级酝酿这次革命的时候,他们使用了法国当时的十几种不同的文字来传播。但是,当革命成功以后,由于极端主义的出现,所有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文献都以巴黎地方的一种语言向各地传播;也就是说,‘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是由‘不自由、不平等、’语言传播的。这使我想起中国当年提出的‘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塞先生(科学science)来’当时谁也没想到,如果德先生和塞先生两个人势不两立怎么办?换句话,如果今天有人发明了一种非常科学的语言,但是无论是推广它,还是接受它都是一种不民主的做法,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这个矛盾?
为了解决平等问题,很多学者出谋划策,最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多元语言主义’,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学几种语言。我认为这是痴人说梦,这个理想非常的好,但是没又人能够实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里,一个人一辈子能够熟练地掌握一种语言就非常不容易了,可是却偏偏有人希望在一辈子的时间里学好两辈子,甚至三辈子才能够学好的东西。
单向阀的作用
在汉语和英语之间有一道天然的单向阀。单向阀是城市供水系统中的名词,它是指水在流动的时候,仅能够向一个方向流动,比如向左流动,而反会的时候,;也就是向右的时候,阀门自动关上。在电子电路中,PN结也起这个作用。具体到英、汉对比时就是,英语能够较容易地翻译成汉语,而汉语翻译成英语则非常困难。有人称这种现象为‘小颗粒’现象。用比较形象的方法来表示就是:在马赛克拼图的时候,仅有小颗粒的马赛克能够表达大颗粒马赛克所表达的内容,反之,则不成。在荧光屏上则是,小颗粒的光点能够表现大颗粒光点所表达的内容。由于英语每个单词表达的意思颗粒比汉字大,所以汉字可以很容易地表达英语单词的内容,反过来,英语单词则无法表达汉字所代表的内容。具体来说英语的‘小母牛’是heifer它是一个无法再分割的词汇。我们可以说‘小+母+牛’= heifer ,但是,不能说 heifer 减去‘小’young=母牛 cow,同样不能从‘母牛’cow中减去‘母’ female=牛ox。有一次,一位外国朋友问我,‘毅’字怎样翻译,我想了半天也答不上来。因为,在英语中‘毅力’是stamina‘毅然’是 resolutely ‘刚毅’是fortitude,如果希望将‘毅’字解释清楚,至少应该是这三个英语单词中的共同的意思部分。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英语的发音种类不够用的结果。记得某位领导曾经希望将电视连续剧‘水浒’翻译成英语的,以便向全世界推广。其中的困难是非常大的,比如‘没羽箭’翻译成英语后是featherless arrow由于英语发音种类不够用,所以,念起来就很绕口,读者请将中、英文的‘没羽箭’各连续念上十遍就能够感觉其中的差别。正是由于这个关系,英语国家中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电视节目,非常受欢迎,它是让主持人出题,一位观众回答,从几十元开始,答对了,钱加倍,答错了,钱减半。其中有这样的题目:女性最低的声部是什么?答:女低音alto,肺炎pneumonia是什么地方生病了?答:肺部,右旋糖酐dextran是向左旋转还是向右旋转?答:向右。如果这些节目都翻译成汉语,那么,中国人中至少有一半人要成为百万富翁了。
正是这个原因,‘罗马帝国衰亡史’和‘伯罗奔尼萨战争史’可以非常容易地翻译到中国,而中国的二十四史,没有一页翻译成英文的。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人理解英语世界的程度远大于英语世界理解汉语世界的程度。当然,它带来中国人崇洋的风气,但也应该看到,在未来的世界中,知己知比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将英语词汇译成汉语词汇后,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用三、四千个符号来表示了。这样,至少使人类能够有一种可以在有生之年能够学完,或者说记完的符号系统。并不是希望突出汉语的地位,实在是人类无奈的选择。另外,所谓的‘多好几倍’的意思是说,首先,我们掌握了这套符号系统以后就不需要再去记符号了,有充裕的时间;或者说利用别人记忆各种符号的时间去思考问题。而且,我并不是说仅仅靠着一本词典就可以完全掌握英语所有的信息了。事实上,英语的语法还是要学的,英语的一般日常用语也要有初步的了解,在目前的情况下才能够掌握比英国人更多的英语信息。因为,语法的变化在日常英语中非常的明显,而在科技英语中则比较有规则,容易掌握,科技英语中存在的困难是过多的生词,这一点对于英国人和中国人是一样的。电脑之所以无法进行英、汉翻译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由于有一些必须由人脑来分析和类比的东西无法由电脑来完成。但是,如果人脑和电脑各退一步,那么,我们利用一本网上的词典所得到的英语运载的信息,就如同我们看英文资料时查词典一样。但是目前,英语单词产生的速度使得任何词典出版的同时就是落伍之日。所以,没有任何一本词典可以赶得上这个工作,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词条的撰稿人和使用者共用一个软件。你为它增加了词条,你就是撰稿人,你使用它翻译英语文献中的单词,你就是使用者。(下面的文章中还要讨论这个问题)。除此以外,还有其他规定,就是根据使用频率来划分最常用的前一千个英语单词、两千个、三千个等等。也就是前一千个单词是必须背的,当你选择了这种方式的时候,电脑可以自动将不在这个范围内的英语单词翻译成汉字单词,依此类推。这样,你只要掌握的单词超过这个数量,那么,你看任何一本英语书籍都能够理解它的意思,虽然你可能根本不懂它们原来使用的符号。
第三、小颗粒的概念是根据英、汉单词比较而产生的。因为在语言使用中,一般人都用加法而不用减法‘女+低+音’=alto,而‘alto-女-低’就不等于音。这个理念在西方语言学中很早就有人研究过。汉语之所以能够在这方面有优势,还是由于声音和书写符号多的缘故。举例来说,如果我们仅有两个符号,那么,它们的组合至多能够表达四种明确的意思。如果我们有一百种符号,那么它们的两次组合可以表达一万种明确的意思。英语由于符号不够用,于是就将符号变来变去希望代替更多数量的符号的作用,其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最后,将‘毅’字翻译成perseverance当然可以,但是组成‘毅然’和‘刚毅’等词的时候,没有用到 perseverance。我们说,利用率越高的符号越容易学习和发挥。比较英汉词汇后就发现,英语的单词不但需要记忆的部分大,而且,每个单词的利用率还比汉字低。
弹琴实堪养性,未易执求此欢。以琴必正襟危坐而弹也。故喜弹不若喜听。
人弹和缓之音而我为之吉,人弹噍杀之音而我不必为之凶,则是长为吉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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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10 18: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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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然感觉做为一个中国人好拽呦
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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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13 11: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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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楼
其实没必要对简化字指责什么,文字本身就在不断变化,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下来,都是越来越方便用。是吧?就是古代文人,有几个识得甲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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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13 12:28:00
江城五月落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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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楼
以下是引用就是我在2004-3-13 12:28:00的发言:
其实没必要对简化字指责什么,文字本身就在不断变化,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下来,都是越来越方便用。是吧?就是古代文人,有几个识得甲骨的?
同意有关简化字观点!如果有人感兴趣,自然可以简化字、繁体字通用(我个人就是如此,而且学会常见繁体字并没花多少时间),此外,电脑中简繁转换功能也是个很好的工具。
说到汉语与其他语种,当然是汉语好啦,至少不用记什么乱七八糟的各种时态、一层一层各种从句!
弹琴实堪养性,未易执求此欢。以琴必正襟危坐而弹也。故喜弹不若喜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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