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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动补式研究析疑探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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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on Verb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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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纯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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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Chun-z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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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动补结构与复合动词不能混而为一；是动补结构的产生与繁衍致使清浊别义衰落，而不是清浊别义衰落引起动补结构产生；语例分析不能简单比附；作为动补结构一个重要来源的特殊兼语式不是产生于五世纪，而在先秦汉语中就存在并广泛运用。
动补结构这一富于生命力的词组形式和语言单位滥觞于周秦，到汉代已完全成熟并大量产生。那些把动补结构产生时代延至六朝、唐代的种种晚出说法都不可信。 |
| 关键词：动补结构 复合动词 清浊别义 自动词化 比附 特殊兼语式 |
| 中图分类号：G728.8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9-5251(2003)03-027-06 |
Abstract:Verb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and
compound verb are different;it is the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erb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that lead to the reduction of distinguishing meanings
according to voicless sounds and voiced sounds;the analysis on examples of a
language can not be compared easily;the special telescopic form,an important
source of verb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was not produced in the fifth contury but
used widely in the classical Chinese before Qin Dynasty.
Verb complement
construction,a vital phrase form and linguistic unit，started from Zhou and Qin
Dynasty and matured and multiplied in Han Dynasty.The view that verb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was produced in six dynasties,even in Dang Dynasty should not be
trusted. |
| Key words:Verb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Compound
verb Distinguishing meanings according to Voiceless and voiced sounds Automatic
wording Compare Special telescopic form |
| 作者简介：杜纯梓(1952～ )，男，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副教授。湖南长沙 410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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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补式是一种贯穿于整个汉语发展史的重要语法形式，它涉及句法（短语）与词法两大畛域。研究者甚伙，而歧异也多。什么是动补结构，动补结构产生于何时，如何判别动补结构与动补复合词等许多问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且意见相距甚远。细究之，这些分歧意见的形成主要是对有关语法概念的理解与把握不同，甚至相互混淆；研究的方法和立论的标准各异，选取的材料以及对材料的分析各有偏好，主观论定多于客观求证。要使述补式研究引向深入，尽量使我们的认识符合或接近于客观实际，必须对一些影响较大的歧异问题加以廓清和辩正，由此而理清思路、统一标准、综合考察、科学求证，力求窥其真谛。
一、动补结构与述补复合词不可混谈
在动补式研究中，动补结构与述补复合词的关系不明、分辨不清是一个突出问题。一些学者把动补结构与述补复合词混而为一。梅祖麟（1991）在给动补结构下定义时就径称：动补结构是由两个成分组成的复合动词。持此种看法论析中交混纠绕，多有龃龉。实则动补结构是短语性质的问题，使成复合动词是词法问题，二者有联系（都是动补式），但区别是十分明显的。
动补结构又叫动补词组、动补短语。它在古汉语中较为发达。甲骨文中就有将形容词置于动词后作补语的情况。例如：
（1）王其田远，湄日亡灾？（《小屯南地甲骨》3759）
形容词“远”本是修饰动词“田”的，句中移置于补语位置。这是一种特殊用例，“田远”还不能看作真正的成熟的动补结构。早期的补语更多的是由介宾短语构成的，表达动作行为及其结果则多用句法形式来实现。由于受汉语复音化的影响，同时也为了适应交际需要，使表达趋于精密化，自秦汉肇始，上古汉语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Vt（他动词）+Vz（自动词）”、“Vt（他动词）+A（形容词）”的结构形式。例如：
（2）削弱 楚遂削弱，为秦所轻。（《战国策·秦策》）
（3）击毁 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韩非子·外诸说右上》）
（4）抱上 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史记·齐太公世家》）
（5）跌伤 以赵高、李斯为杖，固有倾仆跌伤之祸。（《新语·辅政》）
（6）溃出 齐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溃出。（《汉书·文帝纪》）
（7）食尽 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宜食尽。（《论衡·祀义》）
（8）长大 人生性命当富贵者，初禀自然之气，养育长大，富贵之命效矣。（《论衡·初禀》）
王力先生（1980）称这种结构为使成式，有的学者分别称之为动结式、动趋式。它是汉语中一种特别活跃、对汉语语法发展影响颇大的动补组合方式。王力先生指出：“使成式是一种仂语的结构形式，从形式上说，是外动词带着形容词(“修好”、“弄坏”)，或者是外动词带着内动词(“打死”、“救活”)；从意义上说，是把行为及其结果在一个动词性仂语中表现出来。”①这一表述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科学界定了使成式的性质与特点，明确使成式是介于词与句子之间的语法单位——仂语，即现代语法学中的短语。在以后的教学和研究中，王力先生又多次申说使成式的词组性质，强调它的两个成分关系特别密切，均以其固有的、实在的词义进入短语中，造成一种复合的意义单位；两个成分各有其独立性和重要性，前者表示施及他物的行为，后者表示由这—行为引发、产生的结果和状态；其作用相当于一个单词。这种使成式和动补结构名异实同，它不只为古汉语所独有，且一直延续到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例如：
（9）贾宅族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认熟了一半。（《红楼梦》）
（10）想是连日听舅舅时常读他，把耳听滑了。（《镜花缘》）
（11）他得立刻跳下去，用鞭将假鬼打落台下。（鲁迅《女吊》）
（12）电游玩腻了/吃甜了嘴/老王睡惯了硬板床（口语）
“认熟”、“听滑”、“打落”、“玩腻”、“吃甜”、“睡惯”等都是动补短语。它们虽然在音节和韵律上（一个音步）类似复合动词，在句子中也只相当于一个单词的作用，但它们凝固得还不很紧，中间能插入“不”、“得”等别的词语；它们的意义具有复合性和综合性，还没有融铸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对语境有很大的选择性，适应性不广；故还不具有词的资格，一般不被词典收录。
述补复合词，也叫使成复合动词、因果格复合词。它是“词”的家族成员，与动补结构处于不同的语法层面。与使成式明显不同的是：它已凝固成不可拆分的整体，中间一般不能插入别的成分；原来充当结果补语的使成下字大都有虚化、泛化倾向，其独立性和重要性大为减弱；意义重心在前，补充语素一般读轻声；多数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使用较为频繁。要特别说明的是，古今汉语中的动结式绝大多数都是短语性质的，特别是上古汉语几乎无一例外。郭锡良先生（1994）认为中古以后才有一些动补结构凝固成词。②王力先生把成词时间推得更后，他认为“在现代汉语里，有些使成式逐渐单词化了，……而成了一个仅用使成式的结构构成的新词”，并举出“推翻”、“扩大”、“改善”、“革新”等例子。③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的动补结构凝固成词的时间有先后，难定于一律。而且动补结构能凝固成词和已凝固成词的只是极少一部分。
词和短语（仂语、词组、结构）本是两级语法单位，在语法学上有严格区分，实际情形却比较复杂。只要我们明确标准，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其界限是可以分清的。然而，在研究古代汉语动补式组合的发展变化时，一些人混淆了短语与词的概念，把动补结构与动补式复合词等同起来，或李代桃僵。他们没有对古代汉语的短语与词进行认真区分，甚至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古汉语短语的概念，总是按复合动词的性质、特征与功能来检验动补结构。他们未能把握好汉语独有的特性与规律，用西方语法观念和标准构想出所谓的“语法化”（按此推论，未语法化前汉语无语法），并抓住汉语按本身的内在规律与逻辑发展而出现的某些新特点划定“语法化”的时段。他们不顾及客观存在、丰富典型的言语事实，按先入为主的观点刻意求证“Vt+Vz”、“Vt+A”的组合在哪个时代是并列结构，到了哪个时代齐步走入“语法化”，转变成了动补结构。他们忽视或有意忽略动补短语一直是汉语的重要语法单位和表达单位（有的学者还提出“词组本位”的观点），古今绵延未绝，古汉语动补短语只有极少数后来凝固成词的事实，而把“语法化”后的“动补结构”（偏于复合动词）作为发展的高级阶段，将动补式复合词当作动补结构的替代物。这样一来，把本来较为简单、清楚的事实搞得十分复杂了。明明是上古汉语中所出现的“动词+结果补语”的结构形式，如斩死、推堕、矫正、减轻、枯死、击折、消索（尽）、禁止、磨灭、推明、驱战、射伤、击走、填满等，因为它们在当时还没有凝固成词，就死不承认它们是动补结构。即便这些动补组合无论结构、意义还是语法功能都与近、现代的动补短语（动结式、动趋式）并无二致，由于受“语法化”观念和“语法化”阶段性的束缚，挖空心思也要把它否定掉，就是不按“政策”给它们划定“成分”。有人提出“准动补结构”（梁银峰2001）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对客观存在与倾向性观点的折衷与调和。这样，论者极为艰难，经常处于尴尬和两难的境地，说“无”难，说“有”也难。读者越看越糊涂，如坠雾中，无所依从。
二、是清浊别义衰落引起动补结构产生，还是动补结构的产生与繁衍致使清浊别义衰落
在探析动补结构产生的原因时，梅祖麟列举的第一因素是清浊别义的衰落。他把清浊别义当作构词法，构词法变了自然引起相关言语组合语法形式改变。果真如此吗？
众所周知，上古汉语以单音词占绝对优势，很多动词一词多义、施受同名、内外兼用，使用理解殊为不便。古人就以四声别义、清浊别义来作区分。这样，不少动词就有了清浊两读。一般他动用法为清音声母，读去声；自动用法为浊音声母，读非去声。也有个别例外，如“去”自动读去声，他动读上声。这种清浊别义不同于音变构词，它并不创造新词，也不改变词形（不造区别字），而是着眼于通过音读变异以区分词的不同意义与用法。通常情况下，自动词与它的本来用法都有其本读。本读的上古音和中古音基本相承。如：
上古音 中古音（广韵）
败 母月部 薄迈切 母韵
语 疑母鱼部 鱼巨切 疑母语韵
劳 来母宵部 鲁刀切 来母豪韵
坏 滂母之部 劳 切 滂母灰韵
在古籍中动词的本读本用一般不注音，只是自动词用作使动带宾语、临时赋予了他动词的功能时，就改变并标注音读。本读称“如字”，变读称“读破”。“读破”一词本身就说明这种读法有特殊性，是一种变异的读法。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里说得很清楚，“夫质有精粗谓之好恶（并如字）。心有爱憎称为好恶（上呼报反，下乌路反），当体即云名誉（音预），论情则曰毁誉（音余），及夫自败（蒲迈反）败他（补败反）之殊，自坏（呼怪反）坏撤（音怪）之异，此等或近代始分，或古以为别，相仍积习，有自来矣。”这种四声别义、清浊别义虽然能起到区分词义与用法的作用，但使语音显得十分繁杂、累赘。在使用中一些读书人“口相传述，自为凡例”，失之穿凿。以致音不精审难于分辨，字不注音难于正读。语音的简化势在必行。而促使语音简化的重大推动力是汉语的复音化。以短语、词汇手段分别词义比纯粹通过音变别义具有更多的优势。通过句子的仂语化、变单音词为复音词，使语词的形式更加凝练确定，表意更为丰赡明晰，语音得以简化，同音词和同形异读词大为减少。在复音化过程中，大量产生的使成式，两个成分分司其职，各读本音。许多动词原来的清浊两读显得无关紧要而自行消失，只有极少数保留其变读，或清浊两读俱存。例如：
（13）战败 闻陈王战败，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史记·陈涉世家》）
（14）伐败 越王勾践率兵［复］伐败吴师于笠泽。（《史记·吴太伯世家》）
在这两个使成式中，“败”充当结果补语，本用本读。由于“战”、“伐”的影响与功能辐射，组合一起的“战败”、“伐败”都有了及物性，复合而成的意义单位也很明确，不会产生歧解，故再也用不着清浊别义了。这样，“败”的清音读法就取消了。这说明不是清浊别义的衰落引起动补结构的产生，而是动补结构的产生导致清浊别义衰落。正如王力先生所说：“汉语词的逐步复音化，成为语音简化的平衡锤”。④复音化程度越高，语音简化的成效就越显著。由于使成式在使用上相当于一个双音节单词，清浊别义的衰落又与它直接相关，它在语音简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梅祖麟在这个问题上把因果颠倒了。他以语音的清浊变化来推求动补结构的成因，并用“击败”为例说明其观点：
“击败”的“败”在前汉是他动词，读作‘补败切’，帮母。清浊别义衰落后，“败”字只有浊音一读，母。……“击败（母）”是他动词带着自动词。这样，并列结构的“击败（帮母）”就转成动补结构的“击败（母）”。⑤
按梅先生的观点，清浊别义存在之时，汉语里没有动补结构。到了清浊别义衰落后，才使原来的并列结构转变成了动补结构。这就让我们产生诸多疑窦。清浊别义主要是人为的结果，是士子们的一种“读书音”，其中很多“近代始分”。难道语言的发展、语音和语法的变化就没有内在的规律性，而全由人为决定吗？语音和语法有一定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但它们是不同的语言要素，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变化规律，决非完全对应、相通。读音的改变怎能引起一种类型语言组合整个语法结构的改变呢？动补结构这种新的语言形式仅是由“读破”废止而产生的吗？一个动词既然有清浊两读，为何以清浊别义衰落为界，认定此前只有清音一读，此后只有浊音一读呢？清浊别义原本是对单音动词所定的区分办法，它没有粘着性和显示标志，凭什么条件和标准判断进入短语中的动词何时读清何时念浊，又怎能依据这种本不确定的清浊变化区分自动词他动词呢？梅祖麟在这些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他对“击败”的分析就是一种主观论定，与事实不符。“败”在上古念母，《广韵》也念母，而不是梅先生所说的“读作‘补败切’，帮母。”清浊别义后增加了“补败切”一读，以别“自败”（败的结果）一义。若按梅先生的清浊决定论来推断，就会得出与他本人相反的结论。很明显，用清浊音读来判别使动式下字的属性和功能是靠不住的，把清浊别义衰落看作动补结构产生的首要因素与条件也站不住脚。要找准动补结构产生的原因，把握动补结构发展的脉络，还是要多从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发展变化规律方面作深入探索。
三、简单比附不可取
一些学者在分析和检验“Vt+Vz”和“Vt+A”组合时，常常按“V而V之”、“VNVN”的格式将其扩充，或与文献中其他相应的分用形式相比况，有的拆出其下字，以它单独使用时的功能作为判断依据。这种扩充与拆分运用得恰当，对正确判断并列式与动补式不无裨益，因为短语是可以扩充和拆开使用的。如王力先生讲“拉杀”即“拉而杀之”，是两个动词的并用。《左传》中就多有这种用例：“夫人王姬使帅甸攻而杀之”（文公十七年）、“豹自后击而杀之”（襄公二十三年）。两个动词中间能插入表联合关系的连词“而”就是并列结构。现代汉语里就以能不能插入连词“和”作为联合短语的鉴定手段。但这种方法不能滥用，更不能简单化。“而”作为古汉语常用的承接连词，所连接的前后两部分除并列关系外，还有偏正关系（“行海者坐而至越”。《慎子·逸文》）、补充说明关系（“锲而舍之，朽木不折”。《荀子·劝学》）。若将凡能扩展为“V而V之”或文献中可找到相应扩展式的一律看作并列结构，就难免出现偏误。蒋绍愚（2000）在《汉语动结式产生的时代》一文中，主要采用凝散对应、单复比附的办法，对《史记》、《论衡》中的V败、V破、V中、V为、V灭、V去、V上、V堕、V折、V断、V怒、V明、V满、V尽、V大等组合进行了逐一解析，其中似有简单化和不严谨之处。他所得出的“在这两部书中没有动结式”的结论很值得商榷。最为突出的问题有：
(一)“VNV之（N）”不能作为否定动补结构的鉴定式
上古汉语中的“VNV之”和“VNVN”式，一般都是由两个小句构成的顺承复句。前一小句表示行为，后一小句表示行为结果。而与之相应的“Vt+Vz”组合为动结短语。例如：
（15）郑子罕伐许，败也。（《左传·成公十四年》）
（16）齐缗公伐败赵、魏军。（《史记·赵世家》）
例（15）“伐”和“败”分别用于两个小句中，前者表示所进行的战役，后面交待战争的结果。《春秋》、《左传》叙述战争及其结果几无例外地采取这种分述形式。如“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春秋·桓公十三年》）、“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左传·隐公元年》）“伐舒蓼，灭之。”（《左传·宣公八年》）。通常表述战争的动词有征、攻、战、袭、伐、侵、击，表述战争结果的动词为败、破、取、得、纳、溃、虏、出、灭、走、获、拔。到汉代，出现了较多的由表战争行为与战争结果的词语组合而成的“V败”、“V破”、“V取”、“V溃”、“V出”、“V灭”、“V走”等形式，将分析式句法结构凝缩成了双音节短语。这种短语构成与句法是有联系的。上例由表战争和结果的两个动词谓语构成的两个小句本来就不是并列关系，由它凝结而成的“伐败”也就不能确定为两个动词并用。事实上，《史记》中没有一例“伐而败之”。蒋绍愚列举一例有误，原文是“先〖HT5，6”BS〗索〖KG-*3〗殳以首计而败晋军河上。”这也说明二者并不构成并列关系。既然动补短语（使成式）是由表行为动词和表结果动词组成，那么这种把战争与结果联系在一起的短语自然就是动补短语。蒋绍愚以“VNV之（N）”作为否定动补结构的鉴定式，把凡能在文献中找出相应“VNV之”、“VNVN”句式的双音节短语一律判定为两个动词并列，显然不适合。相反，恰恰为证明“V败”、“V破”、“V灭”等组合是动补结构找到了理据，同时，也使我们寻觅到了古代动补短语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
(二)下字单用能带宾语的不一定是并列结构
两个动词组合的下字是不是他动词，固然可以拆开来进行比较和分析，但若方法不当，比照物定得不准，也会产生错误。蒋绍愚把拆开单用能带使动宾语的一律视为他动词，进而把由这些词充当下字的动词组合全部作为并列结构，缺乏科学性。能带使动宾语本来就是自动词的一种特殊功能。上古汉语中，许多自动词都有使动用法。汉语使成式的产生本来就与自动词的使动用法有关。使动用法能表示使某事物得到某种结果，用作使动的自动词这时就兼有了表使令性行为和结果的意义。但它不能表示用哪一种行为方式或何种缘由而达到这种结果。适应汉语语法精密化的要求而产生的使成式（动结式短语）弥补了这一缺陷。当自动词凝结到使成式中后，因其行为义及所需说明的行为方式、原因完全由前一动词承担了，它的使令义已消失，专门充当结果补语，忠诚地起着自动词“动作表现、内正其身”的作用。如单词“堕”和短语“推堕”就有明显不同，不能简单比附。“堕”字形体多变，意义多歧。或为城墙崩塌，或为山土崩落。无论何种解释，都有“落下”的意思。许慎注为“读若相推落之堕”是兼及音义的。从“堕”的使用情况看，先秦六部作品中（李佐丰，1983）不带宾语9例，带使动宾语1例；《史记》中不带宾语10例，带宾语6例。是个没什么争议的自动词。在“直堕其履圯下”（《史记·留侯世家》）句中，“堕”为使动用法，使……堕，施事者有意使鞋丢落桥下。“堕”在这里临时兼有使令义和结果义。而在“推堕孝惠、鲁元车下”（《史记·项羽本纪》）中，上字“推”表行为动作及其方式，下字“堕”的使令性行为义已属多余，毋需保留，而专表结果“落下”。“推堕”就是“推落”，不应再训释为“推N使N堕”。它完全符合使成式的结构特征和表达功能，无疑应归入动补短语之列。“败—攻败”、“破—击破”、“伤—射伤”、“怒—激怒”、“断—割断”等例都与此相类。而蒋、梅在分析中只重视有使动用法的单词同用它作下字的短语的联系，而忽略了这些单词进入短语后由于结构的约束与规范、词义的融合与分工而引起的变化；只重视从带不带宾语上判别自动词和他动词，而忽略了自动词能带使动宾语的属性；只重视自动词形式上的特征，而忽略了自动词的语义特点与表达功能。片面认为堕、破、伤、怒等单词能带使动宾语，由它们作下字的结构就是两个他动词并列。这种比附与推论方法贯彻下去，能轻易地将所有的动补短语否定掉。蒋绍愚还将处于不同结构位置上、不同词性的词语进行拆分比附，更缺乏说服力。如以“断斩”比附“击断”，证明“击”和“断”是并列的动词。“断斩”实为“斩断”，古汉语中常有将补充说明成分移到动词前的倒置用法。例如：
（17）乃令吏尽烧五经。（《论衡·正说篇》）
（18）孔子葬母于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论衡·论死篇》）
又以“大拱、大暴”之“大”，比附“长大”的“大”。二者既不处于相同的语法位置，又不同词性（“大拱”与“大暴”中的“大”是动词，而“长大”的“大”是形容词），引以互证，实在牵强。
四、如何看待“Vt+N+Vz”和和“V+N+A”式的起源与发展
梅祖麟等学者把他动词和自动词、他动词和形容词中间夹带宾语的组合，称为“隔开式的动补结构”、“隔开型的使成式”。他们认为“这类句法产生于五世纪”，以此作为推定动补结构产生于南北朝的又一佐证。这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隔开式动补结构”的说法有欠妥当。动补结构作为由两个成分组合而成的短语，是没有隔开式与紧密式之分的。确切地说，动补结构中间插入了别的成分，就不成其为动补结构了。虽然王力先生讲过“使成式既然是两个词的组合，这两个词就有可能被别的词隔开。”这是就使成式的仂语性质而言的，仂语就具有离散性、扩展性的特征。之所以出现隔开使用的情况，王力先生分析“可能是因为在使成式发展的前一阶段动词和补语的关系还不是很密切”的缘故。⑥也就是说二者的关系没有定型化，可聚可离。结合在一起就是动补结构，中间插入别的成分就进入到句法层面了，原来的补充成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谓语。有的学者将这种插入型结构描述成“V+O+C”，也是不能成立的。王力先生始终界定使成式是外动词带内动词和外动词带形容词的结构形式，而从未将其中插入别的词的句子结构当作使成式看待。而且他所说的“被别的词隔开”是基于动补结构已经产生的前提。没有动补结构（使成式）何来隔开、插入？他所举的多是唐宋诗文中有很浓修辞色彩的语例，并未涉及到动补结构产生之前的这一类结构(下文将作详细论述)。而梅祖麟则将出现于六朝的“隔开”、“插入”型句式视为一种最早的特殊的动补结构，这既混淆了短语与句子的概念，又搞乱了动补结构发展的源流关系。
从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上分析，“Vt+N+Vz”和“V+N+A”这种句法结构即王力先生所提到的“宾语兼主语的递系式”，也就是兼语式。我们所讨论的是其中一种与一般兼语式有所不同的特殊形式。它的第一个动词由不含使令意义的行为动词充当，后面的动词、形容词所表示的是前一动作行为施及或影响到受事宾语后所产生的结果或状态。一些学者把它称作“新兼语式”。宋绍年（1994）认为这种新兼语式“是和结果补语密切相关但又不同的句法结构，是一般兼语式为了增进自身的表达功能而产生的一种变式”。这是比较科学的解释。
其次，“Vt+N+Vz”和“V+N+A”句式并不是五世纪初才产生，而在先秦汉语中就存在。周秦典籍以及近几十年发掘的简帛文书中都有很多典型例证。例如：
(19)
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左传·定公十五年》）
(20)止子路宿。（《论语·微子》）
(21)予助苗长矣。（《孟子·公孙丑上》）
(22)煎之沸即以布足（捉）之。（《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伤痉》）
(23)燔饭焦，冶，以久膏和傅《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身》）
以上各例后面的谓语部分都是表肯定性结果的。先秦时期用这类句法表否定性结果的例子也习见。在这种否定性句法结构中，前后两个谓词性成分的因果联系更为明显。例如：
(24)宰 夫熊蹯 不熟，杀之。《左传·宣公二年》）
(25)
今晋人鸩卫侯 不死。（《国语·鲁语》）
(26)
)然而驱之 不前，却之
不止。（《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毋庸讳言，到了六朝、乃至唐宋时期，这种特殊的兼语式仍在日常交际、笔记小说、诗歌话本、佛经译文等言语领域中使用，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带有时代特征的因素。如用于表示结果的自动词、形容词更为广泛，功能更全，除了表示行为施及所产生的事实结果外，还有时相、情态、可能性等意义；较多的自动词、形容词的词义不同程度虚化、泛化或发生了转义；有些他动词后面附有“的”、“得”、“却”、“教”等语法标记和体标记；产生了复合结果谓语（“果震柏粉碎”）和结果补语与结果谓语套用（“打破烦恼碎”）的句式等。但这都只是“流”，而不是“源”，是先秦文法的继承与发展。总的来说，从汉代以来由于动补结构的产生与繁衍，“Vt+N+Vz”和“V+N+A”句法组织逐渐为“VCO”所代替，到六朝时已越来越少。而且正如王力先生所指出的，六朝、唐宋时期有些动补结构中间插入宾语，成为新的兼语式。象打破、吹开、吹散、食尽、咬伤、照明等这类通俗简明的动补结构已广泛应用于当时社会交际中。之所以还有“当打汝口破”（《幽明录》）、“吹欢罗裳开”（《子夜四时歌》）、“复吹霾翳散”（杜甫诗）、“时夜叉鬼食妻子尽”（《贤愚经》）、“虎啮儿脚伤”（《太平广记》）、“其日照窗倍明”（《祖堂集》）等隔开型句法用例，除了有受梵文语法影响的因素外，同时也有为了适应特殊的表达需要、追求新奇的表达效果而作出语用选择等因素。如《贤愚经》卷十一的同一般文字中，既有“汝何以辄打折其脚”的句子，又有“当打汝前两齿折”的说法。前者陈述已发生的事情，用动补结构“打折”客观而简明。后者是对用石头把马脚打断的行为人的判决，用“隔开式”句法突出惩罚的对象和惩罚的方式，即你打折了马脚，也要把你的前两齿打折。至于诗歌作品中为了对仗押韵、创造特殊的意境而把动补结构拆开分置，这更是一种灵活变通的艺术手段，不能作为语言通例与常规看待。不管怎么说，六朝时无论是隔开型的还是新创造的兼语式都是一种后起现象，不能当作最早的动补结构产生的依据。
第三，“Vt+N+Vz”和“V+N+A”句式与动补结构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它是动补结构产生的一个更为直接的来源和更为接近的形式。为了使表达更为简练、顺惬，很多这种特殊兼语式在使用过程中进一步简缩，将中间的宾语隐去，或推到两个动词之后，或前移充当话题主语，这就成了较早的动补结构。例如：
(27)a．而事化丹沙诸药剂为黄金矣。（《史记·孝武本纪》）
b.
蛴螬化为复育。（《论衡·无形篇》）
(28)a．宰夫 熊蹯不熟。（《左传·宣公二年》）
b．治乌喙四果（颗）、菱麦一升半，以南（男）潼（童）弱（溺）一斗半□，煮熟。（《五十二病方·痂》）〖ZK)
秦汉时代这种由特殊兼语式凝结成的动补结构不断增多，较为常见的有“伐败”、“射中”、“击破”、“伐灭”、“助长”、“举高”、“煎沸”、“鸩死”、“除尽”、“禁止”等。受其感染，由他动词与自动词、他动词与形容词直接聚合而成的动补结构大量涌现。难以理解的是，梅祖麟等学者将“Vt+N+Vz”和“V+N+A”组合看作“隔开式的动补结构”，而把汉以前中间省略了名词成分的“他动词+自动词”、“他动词+形容词”短语排除在动补结构之外；他们承认处于“Vt+N+Vz”和“V+N+A”组合后位的动词和形容词为结果补语，而当它们凝结成双音节短语后，则又改变它们的职务，将前后两个成分当作并列成分看待。这既有违语法规律，又殊不合乎事理逻辑。如果认为有因果联系的特殊兼语式是引起动补结构产生的又一重要因素，那么动补结构产生的时代至少要提前到秦汉，而绝不是在六朝。
五、结语
根据上述几个方面的情况分析与问题辩论，本文认为王力先生所作的结论：使成式（动补短语）产生于汉代，逐渐扩展于南北朝，普遍应用于唐代，是基本成立的和可信的。稍有不同的是，根据现有资料，尤其是考古发掘，动补短语已滥觞于周秦，象《左传》中的“禁止”、“战败”、“杀伤”，《战国策》中的“削弱”、“战胜”、“射中”，《韩非子》中的“击毁”，《睡虎地秦简》中的“啮断”、“刺伤”等，在结构、语义、语用等方面都具有动补短语的特征，很难将它们排除出去。另外，古汉语中动补短语凝固、转化为动补复合词的确实不多，但并非没有。由于语言发展、语法演变的不平衡性，一些复合动词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郭锡良先生把动补结构凝固成词的起始时间定在中古以后，是较为稳妥可靠的说法。现代汉语中仍在使用的动补复合词，如“申明”、“澄清”、“推却”、“打破”、“取得”、“采取”等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动补短语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动、结顺承复句中核心动词的聚合；二是“Vt+N+Vz”和“V+N+A”式的凝结；三是使动用法向更精密的使成式的过渡和转化。这三者都是受了汉语复音化总趋势的推动，是汉语语法精密化的必然要求，是循着汉语内在规律发展变化的结果，而不是什么语法化的结果。动补短语的产生与繁衍，与动词的清浊别义有关，但决不是清浊别义的衰落引起动补短语
产生，而恰恰相反，是复音化的动补短语产生与普遍应用导致了清浊别义的衰落。区别动词并列结构与动补结构必须注意历史的传承与发展以及语言自身内在的规定性，必须兼顾其语法形式和语义特征。
参考文献：
①王
力.句子的仂语化、使成式的产生与发展，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
②梅祖麟.从汉代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结构的发展——兼论中古时期起词的施受关系中立化.语言学论丛(第十六辑).商务印书馆.
③郭锡良.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汉语史论集.商务印书馆.
④蒋绍愚.汉语动结式产生的时代、内动、外动和使动.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⑤石毓智、李讷.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⑥陈
丽.〈朱子语类〉中的结果补语式和趋向补语式.语言学论丛(第二十三辑).商务印书馆.
⑦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学林出版社.
⑧梁银峰.先秦汉语的新兼语式——兼论结果补语的起源.中国语文.
⑨冯春田.秦墓竹简某些语法现象分析.语言研究.
⑩李佐丰.先秦汉语的自动用法和使动用法.语言学论丛(第十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