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红岩》出版后，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不止一次地讲：
“《红岩》这本书的真正作者是那些在中美合作所里为革命献身的许
多先烈，是那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无产阶级战士，我们只是做了一些
概括、叙述的工作，如果没有烈士们的斗争，这本书是不会出现的。”
这是他俩发自内心的声音。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因为中美合作所渣
滓洞和白公馆里的血与火、生与死的斗争，太残酷、太壮烈、太可歌
可泣了。罗广斌、杨益言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没有中美合
作所的狱中生活，没有革命先烈机智巧妙的对敌斗争和英勇壮烈的牺
牲精神，就没有《红岩》，但就是这样一部表彰先烈的作品，竟也遭
到江青的垂涎和扼杀。
江青把罪恶的魔掌伸向了“江姐”，伸向了罗杨
1965年1月江青先后两次在人民大会堂热情约见罗广斌、杨益言，
在长达八九个小时的“谈话”中，她以一副无比关心《红岩》创作的
神态，给罗杨出主意、提要求、交任务，要罗杨按照她的想法对《红
岩》中江姐的性格和形象进行“修改”。江青给江姐另外设计了一套
情节，她说：“你们这本小说……江姐可以改得更好，你们应当把她
改好，让她流传下去。”“我国民主革命经验很丰富，但在文学作品
中，女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写得太少了，地位高的更没有，韩瑛（指
电影“洪湖赤卫队”）是个游击队长，工作有局限；阿庆嫂（指京剧
“沙家滨”）是个联络员，社会接触面也不够。江姐不同，是政委。”
“要突出写女的，地位高的。”“应当把江姐当作民主革命时期女共
产党员的典型来塑造”，“她（指江姐）的性格应当是能文能武，以
文为基调，文中带有几分英气……她既善于作公开合法斗争，也善于
进行秘密非法的斗争。”接着江青便以帮助罗杨深入理解江姐这样人
物的性格为由，把她三十年代在上海滩的生活，在北京街头的流浪，
在上海监狱里的表演，以“地下经历”、“革命历史”、“女革命家
的性格”介绍给罗杨，让他们把她讲的当作“改造”江姐形象的模式，
去“改造”江姐的性格和经历。江青十分露骨的企图，立时被有着丰
富狱中斗争经验，有着敏锐政治嗅觉的罗杨发觉味道不对！江青不是
要他们如何把《红岩》改好，把江姐改好，而是别有企图，心中有
“鬼”！这“鬼”就是“鬼”在一个“改”字上，她要他们把江姐的
性格和经历，“改”为江青的性格和经历，为她树碑立传！江青的企
图，罗杨在感情上是无法通过的。小说中江雪琴的原型是江竹筠烈士，
罗杨在狱中对江姐无比敬重，与江姐有很深的革命情谊。江姐是被美
蒋特务枪杀在中美合作所里的，江姐的音容笑貌，狱中坚强斗争的表
现，他们亲眼见过，至今还历历在目。江姐的历史，是血写成的历史，
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特别是罗广斌，他入党，是江姐介绍的；他入狱
后，是江姐通知狱中的难友“此人可靠”；小说《红岩》中的江姐的
情节和对话，性格和形象，大部分是罗广斌饱含着革命的深情写出来
的。现在让他们把江姐抹去，换上江青，这无理的要求罗杨怎么能接
受？！但江青觉得以她当时的地位、权势和声威，罗杨一定会俯首贴
耳，听从她的号令，因此她对罗杨一直抱有希望，但经过几次试探，
她终于发现无论是死去的罗广斌，还是活着的杨益言，都无意按她的
意旨改写江姐的性格和经历。于是一场对罗杨不可避免的陷害开始了。
江青露出了凶狠吃人的狰狞面目，她诬陷“华莹山游击队叛徒太多了”，
“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的！”一下子就把当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
导下，在白色恐怖下出生入死的川东地下党和全体地下党员都判处了
死刑！把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的许建业、许晓轩、江竹筠、陈然、余
祖胜、刘国、王朴等著名烈士、小说《红岩》中的生活原型，都打
成了“叛徒”、“特务”；《红岩》成了“叛徒文学”！这还不行，
1968年3月15日她又一次狠下毒手，恶狠狠地说：“罗广斌是罗广文的
兄弟，有人跟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罗广文是国民党的兵团
司令，解放军入川后他率部起义，后在山东省政府当厅长，1958年逝
世）。对江青的歹毒用心，杨益言的心中非常清楚，这是要把他和罗
广斌都打人地狱。杨益言说：“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兄弟”不是什么秘
密，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从1965年1月到1968年3月“罗广斌是罗广文
的兄弟”始终没有影响江青与罗杨的接触。1965年春天江青无比热情
地与他们初次见面时，她不知道“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兄弟”吗？！后
来她亲自签名送给罗杨《毛选》，还叫她的秘书打电话给罗杨，说：
“这是主席家里仅有的两部《选集》了。”这时她不知道“罗广斌是
罗广文的兄弟”吗？！关键还是杨益言和罗广斌没有按着她的意旨，
动手修改《红岩》，“改造”江姐的性格和经历，为她树碑立传。杨
益言一针见血地戳穿了江青扼杀《红岩》，迫害罗杨的要害所在。
再版《红岩》就是向社会宣布罗广斌没有问题
从1967年底杨益言离京返渝到1975年底，我与老杨有八年时间没
有联系。后来我才知道，在这期间杨益言也受了罪，1968年江青3．
15讲话后，他便被抓了起来，先是把他放在原单位看押，不久宣布逮
捕，便把他押往川黔交界处的崇山峻岭间劳改，一直到1972年，比他
当年被囚在渣滓洞集中营的时间还要长。但杨益言却很少谈他这段苦
难的历程。1975年12月14日我突然收到老杨的来信，心中又惊又喜。
他在信中道：“前几年，曾受到较严重的冲击，不过也好，经过多方
面的审查，没有任何问题，仍维持1956年审干结论——即被捕、出狱
的情况是清楚的，狱中表现是好的。现在组织生活已恢复。从个人来
说，经过审查，有关问题弄得更清楚了，这就更好了。”在信里他还
告诉我：“川东地下党的广大党员；白公馆、渣滓洞牺牲了的同志，
经过这次大冲击，也更清楚了，现在的结论和解放初期审查的情况仍
基本一样。渣滓洞、白公馆这两处展览馆，均已恢复。经省委批准，
许建业、许晓轩、江竹筠、陈然、罗世文、车耀先、叶挺、杨虎城、
黄显声、龙光章、宋绮云（小萝卜头的父亲）等烈士的事迹，狱中水
的斗争、追悼会、春节大联欢、越狱等事迹，均全部恢复展出，前往
参观的中外人士和青少年极多。”“你可能还记得，在写小说《红岩》
时，我们曾经明确议论过，这个小说凡是写狱中已牺牲的同志时，大
多是有模特儿的（如许云峰取材许建业、许晓轩烈士，江雪琴取材江
竹筠烈士，成岗取材陈然烈士，余新江取材余祖胜烈士，刘思扬取材
刘国、王朴烈士……）。现在可以说，小说中所描写的主要人物的
模特儿和主要事件都全部解放了。
杨益言的这封信，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文革”中中国青
年出版社被“四人帮”下令停业，1975年刚刚恢复业务，当时我们正
在研究解放一批“文革”中被查禁的图书，其中就有《红岩》。老杨
的来信，证明《红岩》中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没有问题，这就增强了
我们争取解禁《红岩》的信心。但不知为什么，我们送上去的报告迟
迟得不到回音，一直到1977年2月，这时粉碎“四人帮”已经过去四个
月了，许多被“四人帮”禁锢的电影、歌剧、话剧、音乐都解放了，
但《红岩》的解放却没有一点动静。
在当时，一本书的解放，就意味着作者解放了，平反了，没有问
题了。《红岩》能不能解放，当时已不是它的内容和杨益言的问题，
而是罗广斌的结论。按照当时中央有关部门下达文件的精神，在作者
没有作出结论之前，他们的作品是不能解禁的，更不要说再版了。罗
广斌和杨益言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二人中只要有一个人有问题，在
当时就甭想《红岩》解放和再版。不久，杨益言来信告诉我：“四川
省已经开始清理作品，但只限省内出版的，《红岩》是中央的出版社
出版的，还得中青社出面。”看过这封信，我们立时以社的名义给四
川省委宣传部、重庆市委宣传部去函，除陈述解放被禁锢的《红岩》
理由外，还提出再版《红岩》的要求。为了有效地进行这项工作，我
们又派两位同志赴渝，直接与重庆市委洽谈。由于杨益言和重庆市许
多同志的努力，加上中青社函电交加，又派人去催促，这就促使罗广
斌的结论加快进行。经过半年的努力，罗广斌的问题终于有了结论性
的意见。1977年7月17日杨益言以无比高兴的心情写信告诉我：“北影
的同志来渝坐等《在烈火中永生》电影的意见，你们又在这时来了两
次电话，市委也急了，把问题交给审干办公室限时处理，审办的同志
熬了几个夜，问题就初步得到解决。宣传部的同志告诉我，给中青社
的复函，已于十六日发出。这件事让我们深深感到：小说《红岩》的
解放再版，电影《烈火中永生》的解放，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
深入揭批叛徒江青的罪恶阴谋之后，才有可能解决。”收到老杨的信
以后，我们立即向文化部出版局报告，不久就收到了重庆市委宣传部
的来函，这样我们便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安排小说《红岩》的再版。
《红岩》的解放和再版，实际上是向国内外宣布罗广斌历史上没有任
何问题，“文革”中强加给他的罪名，统统被推倒了，被江青扼杀的
《红岩》解放了，罗广斌也解放了。
（摘自《名家》2000年第2期，王维玲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