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城，逡巡半晌，蓦然抬首，见新书架上一列凝重的黑色，定睛望去，正是《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抽出一本，一掀，一纸血红，不由你心头不颤。

    在封皮封里大红大黑的视觉冲击下，我心怀肃穆地打开了钱理群先生的《1948一天地玄黄》，一口气读下去。

    丛书的名称冠以“百年”，但并未按编年史的路子铺排下来。正像该书“总序二”中所言，是受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的启发，力图“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钱氏所著“1948”这一时段，我以为甚合该旨。

    此书给人的突出感受是视野的开阔。纵观全书，它并不是全言位地也就难免走马观花地在“时代背景”下挨个儿点评作家作品，而是始终扣紧一个中心论题——新旧交替的转折年头，政治与艺术的全新关系和位置是怎样在文学领域中渐次明朗凸显出来的。抓住这一点，既能从当时纷纭繁杂的文学现象中提纲挈领她抓住“时代的整体精神”，又契合了当代人追溯探究历史的心理动因和视线焦点，即“我们”（这是该书着力分析的一个时代“主导性”词语）当初是怎样踏上了一条通向偏执乃至荒谬的路途的。该书精心选取的极富代表性和涵盖面的个案，几乎都是被置于时代政治的背景底色下围述论题展开的，由此去叙述和剖析各色人等在历史转折关头是如何看待思考民族命运、权衡抉择个人前途的。其中的论说之所以令人信服，是因为做到“结论从材料中来”。

    我所感受的视野宏阔，不是指本书一起笔就从国共两党最高当权者的新年讲话和祝辞论及当时国内政治形势谈起，也不单是指作者除了关注构成传统文学史论骨架的代表性作家作品之外，还把视线扩大到参与历史创造却每每因“无名”而被遮蔽的群体力量和社会倾向，例如“校园风暴”、“战地歌声”两章，更主要的是膺服作者的理论眼光。比如第一章论述“胜利者”的“观念、心理、语言”中的“绝对自信”时，不仅看出这是“从战争思维向文学艺术思维的自然转化”以及后世影响，而且将此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下横向考察，从“阶级优越感”中深掘出“民族文化优越感”和“中华自大主义”等更为隐蔽的文化心理因素。再比如，第二章中对五四时期的主导性词语“我”，逐渐向既崇高双安全但却摒弃了个性的“我们”体话语的演变作了一番详尽察辩后，这个自谓称呼的势头和力量便基本上贯穿了其后大部分的具案透视，这样，就将丰富敏感、个性各异的文人身处山雨欲来、天翻地覆的前夜面临抉择时的种种复杂心理归拢聚焦到一个话语方式的改变或冲击这下，令经历过“我们”体时代的人读来，既觉得一语中的、高屋建瓴，又引发深运思绪，恍然慨然。

    书中的语言也与一般史论的端肃板正大有不同，我想也是受了《万历十五年》一书笔法的启发：“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略有不足处，我觉引用。所记所感与该章所论有关，固然是难得的历史见证，但私人生活性质的为数亦不少，遂显出些游离。对此，作者人在“代后记”里也自云这一“叙述观点”是“差强人意”的一个“解救”方法。